作者/贾波
——1988年大兴安岭列车凶案亲历记
1988年5月8日。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我都为当时无畏的自己感到后怕。
一切还得从1987年的一次工作调动说起。
1987年11月,我脱掉了警服,从县公安局调到县人事局,由一名民警成为了一名人事干事,分管奖惩工作。1988年春节过后,县监察局办案缺人手,向人事局借人,局领导考虑到我公安局的工作经历,便派我到监察局协助办案。
故事就发生在我异地协办案件出差返家途中。1988年4月中旬,监察局接到一起塔河林业局驻河北廊坊木材联营点案件,局领导指派我随同赵忠河(监察局审理室主任)、孟玉茹一同前往河北廊坊木材联营点调查,并到北京找证人做笔录。案件4月末完结,准备返程。在驻京办事处偶遇时任塔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勇及吕德福老师的小儿子,遂同行,并于5月3日抵达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阴雨连绵,寒风刺骨。为了尽快回家,我第一时间去火车站买回加格达奇的火车票。当时不像现在能网络购票,那个年代只能线下买,只能买到未来三天的票。哈站没买到,我又跑到三棵树站,只有一趟5月7日出发,5月8日0点到加格达奇的票,没办法只能坐这趟车。
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旅店很少,一室难求。到加格达奇后,我们一行四人满加格达奇找旅店,愣是没找着。没办法就回火车站准备蹲车站了。进了火车站坐下,我先去买回塔河的票,票买好后我顺便又跑着去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旅店(我不甘心蹲火车站),其他人在火车站等候。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家客人刚刚退房,空出两个床位我赶紧定下,并跑回车站喊大家,俩人一个床睡下,第二天一早便去火车站乘车。
就是这天,1988年5月8日,我还记得车次是加格达奇至十八站的543次列车。当时的大兴安岭还不是很发达,不像现在有客车、私家车,只能靠火车出行。火车上人很多,加上旅客携带的物品,想上车不仅要看运气还拼体力。
我们没有买到座票,加格达奇到塔河五六个小时无座很难挨。为了上车能舒服点,我们想尽了办法。四个人中我比较瘦,我就跟他们说把我从车窗顺进车厢去占座,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坐到小号座位。(那个年代铁路有个说法"20号以内的小号座位基本不发号")几经周折终于在末尾2号车进入了车厢,车厢内到处都是人,最后找到了21、22号小坐席,我便占了下来,想等有人来寻再给人家。过了一会他们仨都上来了,我就起身把坐席让给了张勇和赵忠河(他俩比我岁数大)。
车开到松岭,也没人兑号,想着不会有人来找了,便计划着打扑克。吕德福老师的儿子说不玩儿,于是我站着和他俩玩起了扑克。这辆车开得很慢,途经多个大、小站点,人多物品也多。那天2号车厢连过道都堆满了物品、站满了人。打扑克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新林技校(林海和新林间一小站)。这时,车厢突然骚乱起来,旅客从中间开始往车厢两侧跑,还有人在喊"杀人了!杀人了!"。由于车厢的人很多,且2号车厢已经是末尾,往这边跑的人都堵在车厢连接处,很多人在骚乱中被挤倒踩踏。
我出于好奇,顺着出事的方向张望,隐约看见一壮年人(后来知道是韩某发,肇东人)右手举着一把小斧子(后来才知道是木工斧)左右挥舞着乱砍,已经有两位旅客被他砍伤。前方被人群堵住过不去,他就反转往回杀,现场十分恐怖!见状,我当年警察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便立刻将抓好的扑克牌揣到裤兜里,径直往事发现场挤,打算制止凶犯。但我也不是鲁莽之人,挤过人群来到车厢中部,出于警察的本能我先观察了一下四周情况,发现中部只剩老幼妇孺,能帮忙的青壮年全跑了,只剩下郭建奎夫妇、王宏良和陈英,以及一个已经陷入昏迷的男人头朝右歪着,一动不动的靠在坐席靠背上,脑门上冒着血,伤势严重。(后来知道他是第一个被砍的旅客宋某忠,尚志人)。我观察的同时,行凶者也没有停下来,他挥舞着斧子照着那位昏迷的旅客头部又砍了一斧子,那位旅客彻底昏死过去,侧卧在坐席上,鲜血流了一地。行凶者没有停下来,又挥舞着斧子向后排砍去。此时,我看见一位年轻人(后来知道他是塔河机务段的副司机葛文军)正想翻过座椅靠背逃跑,说时迟那时快,行凶者也注意到了他,并朝着他后肩膀砍了一斧子,他一回身,行凶者又一斧子砍在了他的前肩膀。葛文军下意识将行凶者猛的朝外推,将行凶者推到对面的陈英怀里,陈英本能的抱住了行凶者。这时站在陈英旁边的王宏良顺势一只手抓住了斧子,另一只手搂住了行凶者,葛文军也过来帮忙夺斧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已到跟前立即上去帮忙,双手也抓住了斧子。王宏良和葛文军见我抓住了斧子,王宏良就将抓斧子的手腾出来用拳头猛击行凶者头部,并和郭建奎、葛文军一起往下按行凶者的头。行凶者有股子蛮力,不愧是木匠出身。陈英搂着行凶者时手被行凶者咬了一口,好在王宏良猛拳击打行凶者才撒口。我双手用力拽斧子,王宏良他们搂着行凶者的头往茶桌下按,王宏良另一只手还在猛击行凶者的头。我见斧子抢不下来,赶紧上了坐席,一脚蹬着茶桌当支点,双手左拧右拧带拽,终于把斧子夺了下来。这时王宏良他们也把行凶者按在了茶桌下,王宏良用脚踩着行凶者的头,行凶者动弹不得,场面终于得到了控制,大家都舒了口气。
刚刚舒口气,就听有人在说"咋没看见乘警和乘务员呢?"我就喊"赶紧报警啊!"根本就没人理会,我便想着自己去找乘警。可我手里还拎着一把斧子,挤人群很容易误伤别人,我就想把斧子交给谁。正好我旁边站着一位穿铁路制服的男同志,我就把斧子交给了他。现在想想也后怕,如果这个人是同伙,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这个人不是。"斧子给你,我去找乘警"我说,说完我便往出挤。由于刚发生行凶事件,车厢里看热闹的、逃难的人异常的多,出车厢很难。我边挤边喊"让一让,杀人了,我去找乘警",但人实在太多了。光靠在车厢挤到乘警跟前,估计要很久。这时列车正好到达新林车站,刚停车我就跳下车,顺着月台边跑边问乘务员"乘警在哪儿?"乘务员告诉我乘警都在最前一节宿营车厢。我快速跑到最前一节车厢(这节车厢还是最靠车头的车门开着),我三步并成两步爬上车厢,边往车厢跑边喊"乘警呢!乘警呢!"这时有乘务员呵斥我"喊什么喊,都休息呢!"人命关天,我没有停止"都杀人了,我来找乘警为什么不能喊!"那位乘务员听见杀人了再没说话。这时车厢中间一处挡着白帘的卧铺,一位男同志探出头,问"哪儿杀人了?"我说"2号车厢杀人了"那位男同志赶紧起床追问我"真的杀人了吗?"我说:"真的,这还有假!"他都没来得及穿警服叫着另一位乘警跟着我就往2号车厢跑。新林车站站务人员听说杀人了,也组织人员跟着上了2号车厢。
到了2号车厢,行凶者还被踩在茶桌下不能动弹,受害人斜躺在坐席上。新林车站工作人员把受伤昏死过去的乘客抬下了车,送往医院。两位乘警上前把行凶者拽起来准备带走,行凶者拼命挣扎,差点挣脱。乘警便问乘客谁有绳子,我猛地想起我拴包用的警用绳恰好能帮上忙,便卸下来交给了乘警。乘警把行凶者捆绑后带走交给了新林车站警务人员。
列车开车后,我坐在坐席上惊魂未定,腿不自觉抖动,可能是累的,也可能是后怕吓的,好一阵才好。当天列车上恰好有铁路部门的新闻记者,他们听到行凶事件便扛着录像机来2号车厢采访,但我还没有从惊吓中缓过来,我就没露面。
车厢随着行凶者的抓捕归案,也恢复了平静,我的故事也到了尾声。事后也没人谈及此事,直到五月末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通知我们,把事情经过写一下报上去,我才又被记忆拉回了那天。
当年的五月中旬,铁路部门对塔河机务段的副司机葛文军给予了表彰。我和郭建奎、王宏良、陈英四人在火车上的见义勇为却没人谈及。最后还是时任县委书记的郑元瑞听说铁路部门表彰了塔河机务段副司机葛文军,才知道县里也有人员参与这次见义勇为事件,并要求县委宣传部立即了解情况并召开表彰会。六月初召开了表彰会,我被授予"记功一次"并奖励三百元。表彰会结束后,我们的事迹又被报到了省里(当年九月省里正召开"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我们便被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授予了"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荣誉,我还得了二百元奖金,陈英代表我们到省里参加的表彰会。算一算这个故事虽然已过去37年了,但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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